北大新媒体团队2018年冬季读书交流例会

2018年12月12日下午,北大新媒体团队在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会议室举行了2018年冬季的读书交流例会。会上,团队的博士生、硕士生分别介绍了《现实的社会建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宗族种姓的俱乐部》、《交流的无奈》和《互联网的误读》、《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关于电视》、《未来的冲击》、《文化模式》、《发明社会学》共十门社学科学领域的经典书籍,并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博士生黄莹分享的是有关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感想,并认为,戈夫曼讨论的主要是固定场所中人们面对面的行为,梅洛维茨更多关注媒介造成的情境与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新媒介-新情境-新行为。关照我们所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更是移动互联时代的产物。同时,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场景又有着更多的外延,如何去构建起场景分析模型,对场景的生成要素和影响场景的要素进行分析;从界面形式和功能的角度对场景分类,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是,场景如何分离的问题,场景的分离就像是精神——社会的缓冲器。情境的创造是脱离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媒介技术的进步也加快了这一进程,这种加速带来的社会的影响需要从多方面去进一步思考。比如微信时代,如果你在微信上有100个好友,你和每一个好友的对话框可以创造100个场景(情境);你和微信好友里面的任意两个好友可以创造100*99/2将近五千个场景,而这种情境的创造是脱离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媒介技术的进步加快了不停创造不同的社会场景的便利性;尤其是依赖于移动互联网沟通工具的职业工作者,头疼于不停变化的微信工作群;同时,朋友圈的分组可见以及对于隐私边界被无形渗透和泄露的担忧,使得人们倾向于以不自我呈现来进行印象管理。社会化的进程是对不同社会场景下共享和约定的社会规范和规则学习的一个过程。媒介的渗透使得这种进程加速。除了有媒介内容的快速传播,媒介技术的加速也加快了这一进程。

博士生邓冰分享的是许烺光的《宗族·种姓·俱乐部》的阅读体会。这本书的最终目的是阐明与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事实上,他正是基于这一点,对传统人类学田野研究、社区研究方法(即研究小的孤立社区的方法)进行反思的。因为他试图理解的是各个文化整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即是文明体。而他采用的方法虽然突破了传统的孤立社区研究法,但比较接近法是否就是研究文化整体或文明体的最优方案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需要存疑的。因为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虽然他打破了单一文化、社区之间的封闭性或孤立性,将之视为整体,比如中国的东南西北方都视为中国文明体,但同样的问题是,一旦将三个文化整体并置来比较研究,这一预设的前提则是这三个文化整体也要是彼此封闭且孤立的,否则就无法从中提炼出基本的比较点,无论是相似点还是相异点,都是要建立在他们彼此之间必须有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才可达成的。而这种独立性,也无异于是在“假设的”意义上切断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关联。其结果是,这三个文化整体只能相互比较,而不能相互映照。许烺光在打破孤立的社区研究法的同时,又造了一个孤立的文化整体研究法。这本书整体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的宗族,印度的种姓,美国的俱乐部,他就这三种人类集团的凝聚与分裂特性做出区分,得出“中国宗族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并且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排他性。印度种姓的分离性要大于它的凝聚性。美国人的俱乐部既是凝聚的,又是分离的。”这样关于群体凝聚性的结论。

硕士生郭巧敏分享的是彼得·伯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的阅读感悟,并从生活现象、物化、制度化的起源,惯习化、作为分析方法的社会建构、现实的社会建构——后现代主义——解构——碎片化等方面来分享这本书的一些要点和感受。首先这本书从生活现象入手:个体并不理解制度的目的或其运作模式,制度的客观现实也不会削弱,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它;一切的现实都是人类建构的产物,即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人类建构现实的过程。按照两位作者的观点,这个过程大概包括了外化(externalize)自我,并客观化(objectify)现实,然后内化(internalize)上述两项的过程。通俗来讲,就是人为了认识世界,不得不“按照人的需求”主动创造工具和规则,经过这一步骤,“现实”中能被我们观察或思考的一切都变成了人类认知的“客观对象”。而几乎与此同时,人还必须说服自己——同时也说服他人——这些行为都是能够解释的,因此是合理的。因此社会建构现实的过程,既是人类世界外化和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知识”产生的过程。第二,物化就是将人类现象当做事物来理解,即从非人或超人的角度来看人类现象。对此的另一种说法是,物化就是将人类活动的产品当做人类活动之外的现象——像自然事物、宇宙规律的结果,或是神意的显现等——来看待。物化表明,人会忘记自己是人世的创造者;也就是主观的客观化,这个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在我国特征也非常明显。第三, 有关制度化的起源,惯习化——当前的行动在未来正好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同样省力的去操作,最终也就形成了惯习化——典型化——制度化。制度化的客观性,反应的是现实世界。第四,作为分析方法的社会建构。社会建构或者社会建构论,比起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更像是一种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这本书被当做是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社会建构的分析框架内置入和对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也就是说社会建构是一种分析框架,而不是理论内涵。具体应用就是一个主客观的分析视角,人在现实的建构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人的建构自然是一种主观建构,所以说社会建构也就意味着主观在现实建构中起到的作用更大。客观则是指问题所处的社会背景(包括社会结构和具体的现实环境),主观则是我们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涉及到的重要他人或者一般他人的影响。

 

硕士生伍振彤分享了关于《交流的无奈》和《互联网的误读》的读书感受。他认为,《交流的无奈》一是它突破了以往对传播的认知框架。自本科阶段积累起来的学科知识体系,包括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等的批判学派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梅尔、米德、库利、杜威、帕克等芝加哥学派学者;英尼斯、麦克卢汉等多伦多学派学者;美国二战经验学派学者;波兹曼、梅洛维茨等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加上文化研究的视角……这些学科体系的建立有强烈的现代大众传播痕迹,能让人理解当时学者的观念(比如批判学派往往批判mass communication一对多、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控制民众,压缩对话性质的公共领域),这些观念的建立既对我帮助,也固化了我的认知。二是它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学术坐标参考系。突破了认知框架后,我开始思考既有观念更加操作化的辨析,同时在认知体系里叠加新的观念,建立更加完善的学术坐标系。比如:“对话”和“撒播”绝不等同于现代传播学研究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区别,仔细想想,人际传播里的演讲也属于撒播,早在《圣经》里耶稣布道便用了这种方式;而大众传播中“广播的早期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尝试创造一个听众参与的世界”,只是听众不在场的特点,让广播失去了听众在场的撒播(如演讲)的交流,让听众从群体分化成一个个的人,甚至斯堪内尔抱怨:“广播标志着大众传播的终结,演讲者不再对着浑然一体的听众讲话”。对待一些媒介批判中固化的认知,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且多读相关学者的学术批评,才能有更加开阔、清晰的视野。

而在《互联网的误读》中,他提到了有关互联网中心主义和有关技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感受。互联网在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社会历程中的任何一项技术也都在对社会产生影响,印刷术在对知识文化的普及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伴随电子出版的发展会逐渐边缘化,但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若是出现终极力量,历史又该如何进展呢?人类中心主义是将人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将互联网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但是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是有其自身逻辑的,比如现在的人机交互机器人,也就是家庭助手,目前技术基本合格,美国很多会普及到一个家庭一个,在技术基本合格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人被机器训练。但是市场上看,就需要看运营和市场上多做尝试,这样才能最终保证成功。此外我们也会发现,人类的视频化是一个趋势,因此从键盘敲字、触摸屏、语音、图像识别,视频与自然语言结合,图文结合越来越紧密,视频也是,方兴未艾,物理和数字联系在一起,翻译、识别、报告,设想的场景或许都可以实现。

硕士生毕梦琦分享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阅读感受,戈夫曼重点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的互动细节,从微观视角切入,揭示内在的互动规律。并提出研究问题: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一个印象的?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自己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她从本书的第一章至第第六章将关键概念理想化、表达控制的维持、误传、神秘化、剧班、区域与区域行为、不协调角色、印象管理艺术进行解读。例如防卫性的品质和措施有(1)戏剧表演的忠诚。维持剧班成员忠诚的关键问题也许就在于防止表演者因为过于体谅地依附于观众,而向观众泄露他们表演印象的重要意义,或让整个剧班在其他方面为这种依附付出代价。剧班可以用来使自己免于这种不忠的基本技术,就是在剧班内部发展高度的内群体团结,同时引起观众的一种后台意象,它能足以使观众显得完全没有人情味,从而允许表演者借用情感和道德豁免权来诱骗他们。要消除表演者与观众之间建立情感纽带的危险,还有第二个技术,那就是定期变换观众。(2)戏剧表演的纪律。戏剧表演纪律的关键之处,也许就在于对一个人面部表情和说话声音的控制。这是对一个人表演能力的关键考验。实际的情感反应必须被隐藏起来,而且,必须展示出适当的情感反应。(3)戏剧表演的谨慎。如果剧班成员行事深谋远虑,或预先对如何上演表演进行设计的话,将会是大有益处的。

硕士生陈奕霏分享了布迪厄《关于电视》的阅读感受。《关于电视》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分析论证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第二个问题,是电视与商业的关系,也就是商业逻辑对文化生产领域的侵蚀。首先,经济资本通过收视率控制新闻场,并通过新闻场对所有其他场域施加影响;由于收视率作为目标,这本书是场域理论和新闻场域概念的经典著作。因为是对讲座内容的整理,所以可读性也比较强,容易理解。但有两个学界普遍认为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虽然布迪厄论述了场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新闻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商业和经济因素,同时也对其他场施加结构性约束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强调场域中的不同权力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他的论述主要来源于对于法国电视新闻场的观察和研究,因此被认为不适用于别国的新闻场域。另外,我认为他对于娱乐化内容过于悲观,对于文化品位和政治功能的强调,未免对精英文化过于自信和推崇;而电视这种媒介,是否否能承担起政治功能仍存疑,电视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应被讨论。她认为,这本书对我国媒介目前的媒介场域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原先电视占媒介主流地位的时代时,中国电视媒介与布迪厄分析的情况不同,实际上电视传递的娱乐性比较差,但是政治内容也并不是起自由交流的目的,而是宣传工具,因此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从最初网民在互联网社区中自由讨论、发表意见,到现在微博的娱乐化盛行、政治、严肃内容缺失,跟布迪厄对电视的论述有契合之处。一方面,相对于收视率,社交媒体的评判准则也使得内容生产者内部有一系列控制手段和程序;另一方面,互联网媒体场域受政治和商业逻辑渗透更加明显,“媒介常客”(如大V)的现象突出,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娱乐新闻被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内容在今天有了新的参考意义。

硕士生卢雨楠分享了阿尔文·托夫勒的书《未来的冲击》的阅读感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交流形态也在不断变革,一个新型的“网络社会”正在逐步形成。这一蓬勃发展的内容景观背后,是大众开始接受商业意识形态的“召唤”,被吸纳进互联网所建构的虚拟空间里,他们的传播行为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化成具有商业价值的内容生产劳动行为,迅速推动着数字资本的增值与扩张。各式各样的平台以给予”自由“的方式占有人们的时间和精力,实质上是对于生产链底层的人的增值价值的获取,让使用者在闲暇时间也被纳入到生产和消费的环节之中,乐此不疲地充当免费生产内容的“知识劳工”。

实则,未来的冲击,这种由变化产生的动荡是可以预防的,但仍需激烈的社会甚至政治运动,在托夫勒看来,社会的高速发展将个体带入一个难以逃脱的漩涡中,不管个人如何调整自己的步伐,如何自我反思和构建精神支柱,在我们能够控制加速前进的社会推动力之前,整个社会将依然像被拴在失去控制的车上那样狂奔。而决定社会加速的核心因素就是技术,人口的增长、城市化、青年和老龄人口比重失衡很大程度上都在受技术发展而影响。因此控制技术,将是避免大规模未来冲击的有效策略。但我们不能阻止技术进步,退回自然状态已经是浪漫主义的傻话了,我们也不能愚蠢又自私的应用新技术,在急于向技术索取眼前利益的同时,我们的环境与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易燃的代价,目光短浅的经济决定应该由更细微的选择技术的标准来约束,不能孤立地用老办法来使社会发展收到单方面短期经济考虑的支配。托夫勒认为,我们需要一种甄别机器的机构来促进或阻拦某些新技术的提出和落地,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公共机构、公司和从事技术革新开发工作的实验室都应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标准和监管,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社会的发展需要想象的漫谈,更需要千百万人一起去努力塑造自身的长期命运,人类需要反思和努力有意识地控制进化本身,我们无法反抗未来,但我们要以更具有人性、更有远见、更民主的方式超越单一技术逻辑的统治,并取而代之。

硕士生钟晓萌分享的书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的观点是认为每一个族群在历史过程中,通过社会选择,使群体行为方式、价值观、心理等诸种文化特征趋同,从而整合成文化完形,呈现出特定的文化模式。作者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分析个体和其文化之间的互动,注重对文化特质的研究。全书的前三章论述了其文化选择、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整合的观点。作者在文化中设想出一个巨大的潜在行为弧,上面排列供选择的片段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动机和行为方式,大到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行为方式,任何文明的文化模式都选择和利用了弧上诸多可能性的某几个片段,从而造成了文化差异。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文化之间是有差异的,不同文化应该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整体并非仅是所有的部分的总和,而是部分的独特的排列和内在关系所产生的新实体,文化模式的不同关键在于不同文化特质和要素之间结合和编排的方式,这是书中对于文化整合的观点。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文化选择时的自身意图,但并没有具体解释这种意图源自什么,是来自个人心态、社会结构等主观因素,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又或是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文化选择的动因似乎没在此书中解释清楚,文化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文化凭借特定意图创造出新的文化特性还是通过不同文化特性的交融碰撞而变化,抑或是两种情况都有,在书中没有明确的论述。

硕士生周欣雨分享的是《发明社会学——奥格本学派思想研究》。这本书对奥格本学派五位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从而理清了发明社会学的思想脉络,并且承认了奥格本学派思想的独立性与价值性。同时,作者通过分析考察其思想消退的原因及自身理论的弊端,对该学派有了进一步全面的考察。在综合了正反面的观点后,作者认为发明社会学思想仍具有当代价值。奥格本学派首先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发明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从社会结构中寻找发明的根源,并且注重发明的社会影响,其思想主线是“社会-技术-社会”。作者首先阐明的奥格本学派对于发明的界定,发明包括社会发明(法律、社会机构等)、以及理论的发明(数学、物理学理论)、机械发明(轮船、电灯泡、留声机),奥格本学派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机械发明。而显然,在奥格本学派的理论中,理论发明可以做为机械发明的文化准备,社会发明与机械发明又相互影响。总的来说,奥格本学派的理论主要着眼于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发明如何产生;二是发明如何影响社会。

奥格本学派对于发明产生的分析使我们更加客观的看待发明,发明不是神秘的“上帝的恩赐”,是随着社会循序渐进产生的。我认为,发明与历史演进的过程,本身就是必然与偶然,渐进与突变的结合,将任何一点放大去讨论都是有失偏颇的。奥格本提出的“文化滞后”概念可以对考察互联网的影响提供思路,按照“文化滞后”的理论来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必然快于社会文化对该技术的适应能力,因为社会对技术的适应是一个过程,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问题,政府的政策制定,一方面要对这种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有所预估,另一方面判断问题是由技术引发,还是通过技术变现出来。若未分清是否是技术造成的负面后果,一味压制只能使“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强化,社会力量的孱弱使其对技术的适应能力更差。比如之前抖音出现的大量未成年妈妈拍视频博眼球与关注,官方对其封号并未解决农村中实际存在的未成年妈妈这一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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