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有分享才能有常识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学者,文化和思想批评家、翻译家

  对于个人来说,他需要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是与其他许多人一道,共同分享这个世界

  在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标榜自己与常识作对。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回到常识?如何养成运用常识看待问题的习惯?根据常识去要求和衡量自己的行为?

  本人以为,常识应该不是娘胎里带来的,不是一望即知的那种。而是后天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文明环境中形成的。在一个环境中被视为常识的,在另一个环境中却未必。

  比如,在上海世博会上出现的那些不文明的行为。成年人乘坐儿童车,健康人乘坐残疾车,随手带走电影馆里的3D眼镜,实际上拿回家也没法看,以及有一个老太太让她的孙子在场馆中心随地大便等等,在许多网络读者当中引起了公愤,认为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然而,这些当事人本身并不觉得它们违反常识的,他们并不是想要故意得罪人或者出自己的洋相。我年轻时抱孩子挤车,不止一次遇到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身子往前的同时,两个胳膊像翅膀一样张开并往后拍打,目的是将别人弄下车去。在他原先的环境中,没有人告诉过他要给妇女儿童让座,说“这是一个常识”。

  当然,也许他的环境中有另外一些常识,而我不具备。这同样说明,常识是在社会环境中习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拥有一定的常识,意味着拥有一定的环境,包括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这两者。

  “common sense ”(常识)中的“common”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共有的,共同的”,那么,想要有人们共同的感受、感觉和评判,那么需要在一起共同地生活,共同地拥有某些东西,拥有他们之间的中间地带。

  对于个人来说,他需要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与其他许多人一道,共同分享这个世界。分享是一个人力量的增强而不是削弱,共同拥有是一个人的获得而不是失去,为他人提供空间是这个人生命的扩展而不是萎缩。

  然而我们现有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所释放的信息,其中有许多不是“分享”,而是“独享”;不是“共有”,而是“独霸”,不是与他人一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最好将别人踢出地球,让他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来看那些进出世博会的人。如果说“单位包场”是大面积存在的话,那么在世博会上如此表现的,其中太多应该是“有单位的人”。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在熟悉的人中间,他们是一些体面的和有头有脸的人们。他们能够处理许多十分“复杂”的事务,然而在世博会上当一个普通观众,这个小小的考验却不能通过。

  这个表明他们原来生活在一个封闭系统当中,这个系统赋予他们一种特权,养成那样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他不需要考虑别人,从来只是别人考虑他。因而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我行我素。由此而造成的丑陋种种,由他手中的权力来买单,而不是他本人。

  在他的那个系统中,他所依照的是一套从上到下的垂直运行,能够制约他的,是来自权力的上方,而不是下方。他只需要对上面负责,而不需要对下面负责,也不需要对他本人负责。在那个系统中,他也许根本不拥有自身。因此,出了那个系统,让他放回到一个水平运动的层面上来,放到普通人当中去与他人一道排队,他就不知道如何去做了。

  某种风气也会影响整个社会。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们,其思想和行为方式,如果不是十分自觉,便有可能受那些有权力的人们影响,模仿他们的语气和动作,觉得那才是正确的和有效的。我经常在饭馆里与服务员讨论怎么使用语言,有时候中午一场晚上一场,弄得我的先生不胜其烦。

  因为那些甚至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姑娘小伙子,他(她)们对待我的态度,就像一个大队干部或者小队长那样傲慢。他们鄙夷的表情说明,饭馆是他们的,而我是外人,因为我不拥有这个饭馆,每天不在里面工作,所以我不配享受他们的这顿饭或者他们的服务。我后来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她)也经常地到其他饭馆吃饭,让他(她)们也知道一个人肚子饿了,他就处于心灵与感情比较脆弱的状态,这时候对他要好一点。

  你看只有在互动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流中——不同规模的,大型的与小型的,但是应该是平等的——人们才可能形成更多的共识,从而培养和积淀起更多的常识。包括人的人的美德,也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培育出来的。孤独的环境孤独的人,最容易与常识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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